19年10月，蒋介石亲电指示：“我军占领地方现在未收之谷子概归今年所种之佃户收获，以济贫农。明年再照土地条例妥为处理。地方人民从前所欠各种债务一律展期清理，其各债主不得追缴。”194年8月，再次电令新收复区当年之农产物，概归当年耕种者收获，原业主不得索取田租。10月，又下令收复区从前所欠田租、房租，均予免缴，其他债务延期清理，并规定应减免利息及最高利率限制。作为具有强烈实用取向的p领导人，蒋介石虽然主张渐进的p土地整理，但占领苏区后具体处理土地问题时则采用了变通的p办法。他明确指示：“如何处置土地，不一定要有呆板的p方法，应当以补助剿匪进行为前提，因地制宜的p去办，耕者有其田，平均地权，或者地还原主，或者实行二五减租，都是可以的p；只要于剿匪进行有利，都可以斟酌办理。”因此，福建事变后，鉴于“前十九路军驻龙岩时，不分业佃，一律计口授田，现均有田可耕，确亦相安”，国民政府决定对“现在之承耕者计口授佃，不予变更”。等于默认了计口授田的p现实。在原则维护地主土地所有权时，相当程度上考虑到普通农民的p现实利益，对缓和农民不满情绪，抵消****土地政策影响，不无意义。针对“剿共”区域农村的p破败状况，国民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救济和保护措施。19年4月，设立四省农民银行，蒋介石自兼董事长，展开金融救济农村活动。同时，本着“军民合作之方向，不得以军队便利为出发点，应以救济民众为出发点”之原则，蒋介石通令前方国民党军开展救济民众运动，要求展开以民生为基础的p生命安全救济、生产救济、饥寒救济、教育救济等多项救济措施救济。194年间南京政府拨发江西“剿匪”善后治本费200万元、治标费120万元，从治本费中提出0万元，加上农行商借的p40万元共0万元用于救济工作，由江西省农村合作委员会负责办理。到194年9月底，共放款58569。5元。为减轻民众税负，江西省政府决定实行“一税制”，即将各种税捐合成总数，冠以田赋税目统一收取，收取方式也由向就近钱粮柜所分期缴纳改为直接到县交纳，减少苛捐杂税和中间盘剥。这些措施或为治标，或系“杯水车薪”，但做与不做，其产生的p政治影响，终究有别。军队是“围剿”战争的p核心，国民党政权实行自我改造，整顿军纪不可或缺。和****及其所领导的p红军严明的p纪律相比，国民党军确实难以企及。正如蒋介石自己酸溜溜地谈到的p，****常常“故意施点恩惠，让点便宜给一般民众，使得士兵和民众完全迷惑，他们好……到处帮他们的p忙。反顾我们自己的p情形，宣传工作何尝没有做，但是太空洞，实效太少，士兵对于主义，谈不上什么信仰，因此战斗的p精神强不起来，而民众也往往对于军队没有好感”。为加强军队纪律，控制军队的p扰民行为，南昌行营颁布《剿匪军整顿军纪办法大纲》、《剿匪区内武官佐士兵剿匪惩奖条例》等规章，规定“纵兵殃民”、“掠取民物”、“强拉民夫”者均予枪决。同时在前线部队中组织密查委员会和考验委员会，密查委员会负责密查官兵有无不遵命令、营私舞弊、怠忽职守、勒索地方、招摇索贿、嫖赌吸毒酗酒等违纪行为。考验委员会负责考核各级官兵作战和纪律情况，并依据考核成绩实施奖惩。为准确掌握实际情况，蒋介石派出戴笠、康泽等率别动队到前方密查部队纪律，并根据密报亲电前方将领，要求其对部队“横行不法、拉夫嫖赌”等行为予以严惩。这些措施对部队官兵形成一定约束，为整顿军纪，取信于蒋，各部队也有相应的p整饬军纪措施：“四十三师在宜黄设立粮食采办处以及提倡善良风俗移转社会风气等事，九四师党部办理官兵抚恤，九八师的p救护队收容病兵纠察军纪抚恤难民，九九师由党部派员参加采买，使采买人不至压迫老百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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