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不懂得约束自己的权利，西方人有上帝中国人有皇帝，西方人做错了事会向上帝忏悔，中国人做错了事大可以心安理得，因为皇帝也经常做错事。好不容易出了个孔子又被皇帝利用了，可悲啊！看来唯物主义不全好，唯心主义不全差。中国的皇帝是实实在在的，他（她）的权力是上天授予的，可皇帝的能力却良莠不齐，于是帝国的管理就自然有好有坏了。”
这时侍从上了一道菜，美其名曰：三国鼎立。其实不过是三色拼盘罢了，但游克仍然不放过这个借题发挥的机会。我看了看手表，快两点了，于是拿起酒杯敬向游克。交杯换盏间我坦言：“我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其实在官场里混的人都会有各自的出身背景，这就连我们的档案里都是要注明的，虽然我个人不是什么阶级成份论者，但主流的官方意识容不得你走出这片树荫的庇护，曾几何时，干部子弟在领导者的眼里是让人放心的下一代，在老百姓眼里是衣食无忧的政治遗产继承人。这种顽固意识的原因可追溯到中国几千年的门阀制度给国人烙下的几乎不可改变的思想误区，但同样有一句老话说得也很精彩，解铃还需系铃人，这个体制的症结是你缔造的，也只有你能够解开它，改变它，使它更符合社会的发展。纵观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朝代更替，不管是农民起义还是外族入侵，不管是藩王谋反还是权臣篡位，总是走不出体制的误区，中国的中庸之道让中国人总是被动的去接受新鲜的事物，这便是国人的劣根性，儒家思想与中央集权联袂统治的封建王朝，难有制度上的创新，遥想当年的戊戌变法不过是在封建顽固体制内的一次死水微波，而辛亥革命则是在汹涌来袭的民主思想下，在八国联军的铁蹄下的一次断臂疗伤，我们几千年的传统思想既是我们民族之魂延续千年的生命之泉，也同时成为了我们大国崛起的主要思想障碍，我们应该允许有“对立面”的存在，因为它会像一面镜子折射出我们自身的缺陷，但也不必对这种缺陷进行遮掩，因为人民向政府提意见说明人民对这个政府还是有希望的，我们的领导层应该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舍生取义’。”
游克也感叹道：“我虽给人印象游滑，但却还是有良心的，可我的思想比你消极，父辈们几十年庸庸碌碌让我感觉到官场的险恶和势力，所以现在能占上父亲一点余荫，有碗饭吃，也不敢发太多的牢骚，至于筹备校友会一事也是受人所托，而且所托之人来头却也不小，此公高居省委秘书长这一要职。”
我忍不住插话：“你说的是秦秘书长，他不正是我们厅第一任厅长的三公子？他可是我们子弟中学的大师兄啊！不过他可是当年省委陈副书记现在的人大陈主任的利益接班人啊，说到底他还是‘陈派’的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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