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喝酒、划拳、打麻将，也有人是真心为国纾难，许多军政官员和民间人士都在悄悄串联奔走。
比如立法委员戴任，这位老先生已经70岁了，联合18人准备提交《应付国难计划案》，对“作战时”与“媾和后”两种情况提出预备计划。议案指出：“日本并吞中国，由台湾而朝鲜，而满蒙，进而再侵入沿海及腹地，为明治以来传统的大陆政策，历数十年而未尝稍变也。”
戴任分析了日本的国情和国策，认为对日问题绝非短期内可以解决，应做长期抵抗的准备，就算和谈成功也不能掉以轻心，只是一时之安而已。戴任说：“我料日本必不能牺牲此传统（大陆政策）就此罢手，不出五年或十年，势必卷土重来，中国再为日本枪炮、坦克、飞机、军舰所蹂躏，变成残酷黯惨的大修罗场。”
另有刘成灿等人准备串联提交《限期充实军备编练民团一致御侮案》，提出“（国党）党员45岁以下，暨中学以上学生，一律受军事训练”，这是要号召全民皆兵。
反正大家绞尽脑汁，各种各样的提案都有，靠谱的、不靠谱的，五花章内容把周赫煊吓了一跳，居然明确提出“开放党禁”，而且还说要把共党也包括在内。他认为，只要共党不领导暴动和割据土地，也完全可以参与到国家建设中来。
另有一批反对国党**和汪蒋执政的人，坚决不肯参加国难会议。他们纠集在一起，大肆鼓吹民主，攻击党治和训政，舆论影响力大得可怕。
可以说，除了少数既得利益团体外，全国上下都在集体抨击中央的训政，可见南京国民政府都多么不得人心。
国难会议在洛阳召开那天，原定500多人的会议，实到者只有140多人。其中上海和平津的大部分“国难会员”，因为汪兆铭提出的“不谈政治”会议纲领，纷纷放弃前来开会。
天津《益世报》对此评价说：“国难会议，及以至是，其信用、其效用实已无可挽救。”
会议都还没召开，就已经沦为一场闹剧，想要通过会议让国党取消训政的人，恐怕要大失所望了。
周赫煊跟胡适等人，一起从旅店出发来到会议现场，坐在比较靠前的位置。
直到国难会议正式开幕，席位上都是空荡荡的。那些空置的椅子，勾勒出一张张阴暗的大嘴，似乎随时都能把**的国党给咬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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