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之后，另一位中华民族灵魂工程师是孟子。公元前770年，由于内忧外患，周平王不得不离开残破的镐京古都，东迁洛邑，史称东周。东周分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春秋时期，诸侯王对权力和财富的欲望不断膨胀，周公的那一套君臣人伦礼仪渐渐匡不住各诸侯王的心。孔子处于周室式微、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其学说便更多地专注于“克己复礼”。
到了战国时期，社会政治从诸侯王与周天子间的权力消长转到了各诸侯王之间的激烈争霸和厮杀，春秋时期仅存的带一点君臣礼仪和贵族风范的面具，到了战国便被赤裸裸地撕了下来。身处这样的动荡时期，孟子一方面继承了儒学道统，另一方集中发展了两大核心价值观：仁和义，以及建立在这两个价值观之上的王道和民本思想。
所谓“仁”，就是恻隐不忍之心以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推己及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所谓“义”，就是与“欲”（贪生怕死，贪财畏贫等）相对立的那些价值。《孟子告子上》的这段话，成了中国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舍生取义的依归：“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
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古公亶父的仁德到孟子的仁义之间的一脉相继。
关于民本，孟子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名言。关于王道，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孔子说其道一以贯之，曾子将这个道解释为“忠恕”二字。我的感觉，孔子的那个道较为抽象。而孟子对“仁”“义”两个字的阐述却十分具体到家，民本和王道思想，更是“仁”和“义”的发挥和具体体现。
从后稷、公刘到古公亶父，再到周公、孔子，最后到达孟子，一个民族的血缘、灵思、脉动的轨迹有着宿命一般的一致性。儒家是人性善的主张者，是天下为公的呼招者，这一切都十分的正能量，在生产力相对较低的古代，尤易为人们所崇尚和接受。
华夏思想文化除了儒家一脉外，另有老庄一脉。辽阔的神州地域出现了老庄这样鲜明区别于儒家的哲学奇葩，实为上帝的奇妙设计。来自土地和庄稼的念想是厚实的。而老庄思维恢弘潇洒，既返璞归真又飘逸天地。儒道两家，如此不同，却能互补互通，和谐地撑起华夏思想文明的整片天空，极大地增强了这个文明的海纳、融合乃至自我更新能力。几千年来，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火种不灭，在思想领域里，不得不归功于儒道两家各自的深厚力量和光明积极面在华夏的极致发挥。
正是文明的力量，使得以汉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扩展她的界限，完成有机的融合，形成今天丰厚的民族内蕴和文化力量。
说到民族间的融合，我的台湾同事彭先生，父亲打过淞沪保卫战等数次与侵华日军的大会战，母亲是台湾土著阿美族人。有一次聊起来他就说：因为通婚融合，汉族早就不单纯了。是的，周人在豳地时本就与戎狄杂居。首次统一中国的秦人，故乡原在环渤海地区，商亡后被迫西迁，为周朝戍边。与西北诸戎的各种接触，使得秦人从血液到文化都融进了游牧民族的因素。楚人及其文化的形成是另一式典型例子。上下五千年，汉民族和四维诸民的灵肉融合不胜枚举。民族、文明的有机融合，是中华民族浩如江海厚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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