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作为这次正旦朝会的影响和余波，就是第二天开始突然接踵而至的大量奏疏和呈文；经由中书省的通事舍人，转到太子左春坊的舍人院。虽然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正五品以下官员的文表、递奏。
既包括了对于国之储君的问候与请示，也有对于时局和朝政的个人看法、乃至是具体事项建言献策的投书；同样也有诸多中下品官员之间的，相互举告和变相的纠举、弹劾；更有源自个人的申状。
然而出乎几位宰臣意料的是，这些骤然涌现的奏疏和呈文；被转到了东宫之后，以一种相当可观的效率，得到了迅速的处理和回应；甚至还有专门针对一些具体个人的回复，以信笺形式转呈到人。
更有一些投到东宫的文章，被以作者个人名义，刊载在了新出现的《古闻今要》上；并且副署上了具体东宫属官的点评和意见。这不就免越发的轰动一时，激发了京畿内外继续上书和呈请的热潮。
乃至在京的士人、学子，官员、大臣之家，也开始以收集《古闻今要》，并且热衷讨论其中所提出的各种议题，为风靡一时的时尚之举。在短时间内，就将影响扩散到京畿道外的关内、山南之地。
也由此以激烈讨论的话题为依托，在这一片纷繁扰动之间，无意间引出来了几条大鱼；比如，以个人名义在《古闻今要》投稿的定州鼓城人魏玄同，还有蒲州汾阴县（今山西省万荣县）人薛元超。
魏玄同乃是贞观年间的头批进士科出身，后来累任长安县令，迁吏部郎中。麟德元年，涉嫌联合西台侍郎上官仪谋废武后，坐罪株连流放岭外。直到上元改元才初赦还京，如今正在家中闭门谢客。
薛元超则是以门荫入仕，历任太子舍人、给事中、中书舍人，迁黄门侍郎；素与上官仪有文字之交，也因此受到牵累，被罢官流放嶲州。直到上元改元大赦，薛元超得以返回京师，出任正谏大夫。
这两位也是未来武周、中宗朝的宰相之中；直言敢谏、富有经略之人。虽然此时尚未完全发迹，但在朝中已颇具资历名声。因此，通过投稿《古闻今要》的形式，对监国太子表示出某种天然亲附。
而随着魏玄同初次前往东宫觐见之后，又顺势举荐了太学生出身的宋州宋城县人魏元忠。而魏元忠直接面呈太子时，指出“当今朝廷用人，类取将门子弟，亦有死士之家而蒙抽擢者”，甚得上意。
因此不但这番言论，被刊载在《古闻今要》增发的副刊上，还赐帛以示嘉奖。魏元忠又举荐了太学生的同学，盩厔人江融，连同其撰写的《九州设险图》，号称全面记载了古今用兵成败方面之事。
随后，魏元忠、江融很快授予司经局正字的九品官身，委任以督建水力印坊，和筹办京畿各地藏书楼的职责。而在短时间内，就以这些人为标杆，滚雪球一般聚集起来一批，追寻学问的年轻士人。
而相对于表现出颇为热衷功名，以白身奔走门下的魏玄同；刚刚复出担任正谏大夫的薛元超；就要含蓄的多了。他只是在面见和拜谢太子李弘时，偶然提到了一个友人，时任泉州清源县丞张柬之。
这位在大唐的历史上，可就是典型的重量级人物了。张柬之字孟将。襄州襄阳（今属湖北）人。早年曾是太学生，为国子祭酒令大儒狐德棻的爱徒，以显庆四年（659年）高宗主持的殿试，授进士。
然后，就被外放清源县丞履任至今。要知道，清源县位于穷山恶水间的闽地，仅次于岭南的贬放恶地；也是用来打发那些宦途倒霉蛋的所在。以县丞卑职更是与殿上进士不符，显然当初别有隐情。
因此在原本的历史线上，他要到永昌元年（689年），应举朝廷贤良科目召试，以六十四岁高龄，在对答策问的一千余人名列第一。授官监察御史，后累迁为凤阁舍人，开始了一番大器晚成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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