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不过是再紧一下裤带就是了。
仅是苏州一地，明初的时候有田地六百多万亩
往的黄册赋税表单来看，一年交三十石粮的有一千多百石粮的有四百多户，交一千石粮或是更多的，也有好几十户。
一户人家，一年交上的赋税皇粮过千石，就是，最少有千亩左右的土地。
而交纳赋税的，还是没有功名的普通田主，按大明的规矩，一旦成了举人有了功名，就可以不再交纳皇粮。自大明的中后期开始，不少田主拼命培养子弟读书，家里一旦出了举人进士，就可以不交一钱的赋税。这等人家，就可以吸引不少人把自己家的土地赋税算在名下，田主与这些投充户好了粮食收成的分配，然后便又可以帮着这些人免去朝廷的赋税。如果循环，越是有田的人家，就越有条件让家族的子弟们去读书上进，读书中举，就成了官员就开始更进一步的兼并土地，如此循环往复。
明初时，丈量天下土地是八亿五千万亩，到了万历年间，土地最少也有十一亿亩以上，土地增多，赋税收入就算是加了三饷，也还不如国初之时。洪武年间，收入是三千二百多万石，到了万历年间，只有两千六百万石了。
土地增多，丁口也大为增加，而收入反而锐减，这真是咄咄怪事。
中国原本就是个以农立国的纯粹的农耕民族国家，在明末时，海外贸易当然是极度发达的，郑家就是依靠着垄断海税积聚了千万以上的身家。不过，这种收入是曾志国没有办法伸手的，而且，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在农经济为主的时代，贸易繁荣有时候未必能给政府带来实际的收益，反而会坏事。
以赋税收取为例。
明末加三饷，累计加征了六百六十万左右的赋税，因为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收税为了减少中间环节，收税已经不是征收粮食桑麻，也就是本色，而是以白银抵税，这便是折色。
明朝的赋税征收**，原本极低。明初时，收取亩产的百分之三左右，中期时，收取百分之二左右，到了万历初年间，有的地方的税率更是只有五十税一，远低于汉唐，更无法与两宋相比。
如果按正常的税率来算，就算加征三饷，南方农民只需交出他亩产的百分之三或百分之五就能够满足朝廷的需要。不过，事实上却远远不止如此。在每年收取赋税的时候，正常的粮价总是要下降百分之三十甚至是五十。一石粮在正常时间是一两银子，在政府收税的时候，就只能卖到五钱或是更少。
农民需要银子交税，银子从哪里来？只能是卖粮。在收税的时候，大量的粮食涌入市场，而商人显然需要从中获取重利，于是大量收购囤积，压低粮价，农民不得不用远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把手中的粮食卖出，然后再拿去上交皇家的赋税。
这样一转手，官府没有得到任何便宜，农民已经多交了一半的税。
而收税时期一过，当时囤积的粮食再慢慢流出卖向市场，需要粮食的最大的冤大头就是政府，在这个时候，粮价就又提升回来，回复到正常的水平或是更高。
一个农民卖出一百石粮，以每石三钱银子卖到了三十两银子，上交政府。而政府到手这三十两银，却只买到了三十石粮食。一转手间，七十石粮食已经在中间环节消失的无影无踪。
还不仅如此，除了赋税之外，农民可能要上交给田主，还要担任官府需要的力役，在缴税的时候，黑心的商人用大斗当斗，然后发给农民几块黑了的霉烂了的成色不足的银子，上交赋税的时候，再经过差役的勒索与剥削，这种成本的增加都几乎是必然的，无可避免的。
这种低效率的极端浪费的收取赋税的办法居然已经是大明最先进的方法了，农民被剥削了，而官府得到的现银却远远少于应该得到的数字。到了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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