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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牌只能自己使用，乃是出门信物，没有身份牌严禁出入县城和京师城门，严禁借用。
若有身份牌遗失，必须在两天内补上，不过要收取手工费。
十二户为一组，设组长一户。
十二组为一村，设村长一户。
十二村为一乡，设乡长一人。
十二户人家轮流做组长，一户做一个月。
重大问题上，若一户出现问题诛连十二户。
村长有十个组的村民选举产生，三年选举一次产生新的村长。
乡长同样有全乡所有村民选举产生，三年选举一次，最多连任两次。
若有陌生人进入村子，必须检查此人身份号牌，没有身份号牌要进行登记并上报。
组长有事找村长，村长有事找长乡，乡长有事找县令，任何人不能懈怠，更不能故意刁难，违者重罚！
……
在杨廷麟心里，乡村和保甲里甲类似，只是规划的更加仔细，更方便管理。
可是这个身份号牌却让他眼前一亮，京畿地区实行身份号牌后，人们拿着身份号牌完全可以自由流动。
这样做的好处很多，自家地种完后可以去其他地方帮忙，能够获取相应劳动报酬，百姓就多了一份收入，生活肯定会变得更好。
古代对人口流动地管理也十分严格，毕竟人口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军事、经济等综合因素。
有了人口才有徭役、赋税和兵员，所以百姓们有了另类的身份证：户籍。
也就是将你的详细信息登记在册，朝廷好找你收税。
但户籍都是官府登记在册，只证明这个地方有这个人。
百姓们并没有类似身份证的证件来证明自己，而且户籍制度反而限制了百姓的自由。
由于技术有限，财力不逮，每统计一次户口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
如果让古代百姓们像我们今天一样随意移动，那就会出现本地有户籍记录，但无人员可以征税、征兵。
而流动到外地的人员，因当地没有他们的户籍资料，也无法对其进行征税等行为。
所以朝廷也规定户籍地上登记在册的人，禁止随意移动。
没有了人口流动，百姓们也不出远门，大家身边就都是熟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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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还每十户抽选出一个保长，从基层对百姓进行管理，乡里乡亲的更了如指掌。
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后，百姓开始有照身贴，最后商鞅逃难时也是死在自己规定的制度上。
秦国之后，老百姓基本上没有了身份象征只有户籍，但官员基本都有象征自己地位的牌子。
比如虎牌，鱼牌，龟牌，玉牌，象牙牌等等，僧人出行有度牒，商人读书人出行有路引。
但这些和普通百姓基本没有任何关系，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基本不出村，甚至有人一辈子都未去过县城。
可是明末乱世天灾人祸流民遍地，为了不被饿死，流民到处乱跑，甚至大明京师都涌进数十万流民，这时户籍基本成了摆设。
在土改之前，想在京畿地区实行身份号牌制度基本不可能。
可现在流民已经全部被安置，京畿地区已经稳定下来，完全可以实行身份制度。
杀贪官斩勋贵，虐建奴平流寇，大力救灾，土地改革，似乎少年天子无所不能。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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