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功名，是绍兴的传统社会风尚；通过读书，求得功名，是一代又一代绍兴人的奋斗目标。逮及清代，这一风尚和目标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城中子弟成童就传举业射策。约十家坐一塾师，四隅内外攻制，举业者云集别业，子弟发未蓄，便能开笔成文，辄采芹藻，或再试。童子不利即弃文就武，习韬钤弓矢”，从而出现了“中式虎围者每科多至十余人，少亦不下五六人”的情形。据统计，从顺治元年（1644）到宣统三年（1911），绍兴“中举人者二千三百六十一人次”。“从顺治三年到乾隆三十九年（1646-1774），绍兴府的举人数达656人，占全省总数的155%”；本籍人本地考取的“进士数也多达505名”，“居全国科甲排行榜的第六位”。这些数字的背后，至少说明了几个问题。第一，竞争激烈，一个绍兴人要考中进士、举人，比起其他地方来，要困难得多。第二，励志效应，如此众多的人中进士、举人，刺激了更多的人们去苦读书。第三，官职有限，不少中进士、举人者不得不做“后备干部”，先为人作幕，再等待机遇。第四，另辟蹊径，更大量的读书人因过不了科举这座“独木桥”，而另辟其他的求生求名之道，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作幕、经商。其实，科举不顺，去而学幕的也不仅仅是绍兴一地，晚清名臣当中的几位，林则徐、左宗棠都有给别人做幕友的经历。就连翰林出身的李鸿章，也曾经在他老师曾国藩的大营之中做幕友，充当文案。其中，最为有名的，就应该是扬威绝域万里之外，为我中华收复新疆，镇压陕甘回乱，杀得白彦虎一党百余年后都不敢向东望一眼的左宗棠左大人了。
四是亲缘认同，形成“声气”。绍兴人特别讲求包括乡缘、血缘、师缘在内的亲缘关系，它们大量地被记录在师爷们的书牍当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著名师爷许葭村的229篇《秋水轩尺牍》与龚萼的186篇《雪鸿轩尺牍》。乡缘除了老乡之间的互相提携推荐之外，很重要的，是还有遍布各地的绍兴会馆。这些会馆不少具有“准师爷之乡”的性质，有的还举办专门培养师爷的幕学训练班。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儿女联姻等血缘关系，自然是师爷群体中最重要、最亲密、最有用的一种亲缘关系了。这种“彼此各通声气，招呼便利”的亲缘关系，是绍兴师爷群体形成、兴起、发展的重要原因。
这是历史。因为李守汉这头夜枭（也就是猫头鹰）的到来，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在杭州、宁波一带设立了商贸区之后，绍兴人敏锐的抓到了一个更大的商机，利用毗邻杭州湾的优势，和宁波乡亲一道大做特做各类生意。一时间，白花花的银元，就像钱塘江的江水一样流淌进了无数人家的库房。
国人有了钱，自然不外乎修祖坟，盖祠堂，建园子几件事。于是，伴随着杭州宁波商贸区的不断扩大，一水之隔的绍兴，也是不停的大兴土木，房价地价一涨再涨。但是，明堂豪宅，亭台水榭之间，却总有人意犹未尽。
富了想贵，是国人的另一个爱好。
但是，科举考试的名额就那么多，都是从太祖皇帝就定下来的规矩，任凭是哪个也不敢造次，只能从万千人之中凭借着真材实料，外加风水运气祖上阴德等等不可预知因素来拼。
如今，一道朝廷旨意却给了几乎所有的绍兴人一个宽阔的进身之阶！
绍兴城中，一处三进三出五开间的院落里，衣冠楚楚的站满了一院子的青年男子。有人百无聊赖的看着大厅匾额上的“爱莲堂”和“汝南郡”的泥金字体，脑子里却想着如何将手里的存货尽快的抛售出去，抢一顶帽子的好价钱回来。
堂上，几位须发皆白的老者，依次向祖宗牌位上香叩拜。
仪式已毕，为首的老者这才转过身来，凌厉的眼神向着院子里的子侄们扫视了一番，看得那些神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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