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证据是无效的。
这又和是不是和谢尔顿案子的细节与逻辑非常类似。
但这份宣誓词的准确性受到普遍质疑，因为被告在认罪前就已经确认相关证据的合法性，此时再忽然说非法难免有出尔反尔的嫌疑。
于是针对“重要证据是否被执法者以违法的行为玷污”的查证又让这个案子继续被拖下去。
一直拖到原本负责审判的法官退休，另一位新法官接手。
而公诉人方面也换了人员，原公诉人离开，由新检察官接任。
于是这个案子里，除了被告没换外，其它都换了。
爱德华在看到这个案子的时候，曾不无恶毒的对露丝伯格说到“新的法官，律师、检察官大概要联合起来向被告打听案件细节了”。
这听起来像个冷笑话，但对于被告而言并不好笑。
在法庭上，新检察官举着被告之前的犯罪记录声称其与有组织犯罪有密切联系，故此建议法官判处被告最高刑期-一年。
律师立刻提出异议，理由是在进入认罪程序之前，政府已经答应被告，控方将不对判刑提出任何建议。
新检察官懵了，显然他并不知道前同事做出的承诺，随即辩称，记录中没有任何内容可以支持被告律师的说法，何况被告不是已经撤回了认罪请求了么，这显然可以被视为之前的协议已经无效了。
法官最终采信了公诉人的观点，裁决圣托贝尔入狱一年。
爱德华在研究判列时就对此案摇头不已，倒不是说案情复杂充满各种不可说的内幕，而是案情太简单，简单的令人发指。
这种事情发生在司法界简直是让人无法理解，说白了就是检方新旧团队的衔结工作根本没做，才导致乌龙的发生，这要是在企业里，一先一后，俩都得被罚钱或者吃个处分啥的。
可在司法行政系统里，两个检察官什么事情都没有，反而是被告倒霉吃了顶格的刑罚。
圣托贝尔当然不服，寻求保释并等待上诉。
然而这段过程又是和伯格曼案差不多，纽约最高法院第一部门上诉庭确认了对被告的定罪是合理妥当的，并且拒绝其颁发向纽约上诉法院提出上诉的许可。
于是案子被打到了联邦最高法院。
圣托贝尔比伯格曼幸运的地方就在于，最终有一位高院大法官批准暂缓执行。
非常讽刺的是，这位大法官正是之前拒绝了伯格曼的马歇尔大法官，在两个类似的案件上却做出了截然相反的选择，也不知道是说这位大人的司法观念有了变化，还是说伯格曼的恶名昭彰已经达到了让向来以无畏著称的联邦高院大法官都投鼠忌器的地步了。
随后他的案子入了最高法院确切说是联邦高院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的“法眼”。
厄尔·沃伦之前以共和党的身份当了十年的加州州长，任上政绩斐然。
这让立场保守的艾森豪威尔提名他担任首席大法官，然而这位坚定的共和党人一旦出现在最高法院后，立刻开始放飞自我，往自由派的道路上狂飙急进，拉都拉不住。
原本往右的方向盘，被朝左一把打死，扭都扭不回来。
以至于艾森豪威尔事后曾后悔“（提名厄尔·沃伦）是我tmd一生中犯过的最蠢的错误（thebiggestdamn-foolmistakeevermade）”
厄尔·沃伦上任后和高院的自由派法官雨果·布莱克，小威廉·布伦南等亲密合作，他们联手“做下了一系列震动美国的案子”：
比如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件-裁定公立学校种族隔离违宪，这直接导致了之后艾森豪威尔被迫派101空降师进入小石城以保护8名黑人学生不受干扰的进入公立学校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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