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松锦地区跟大明军队对峙，准备决战，并没有入寇大明北方腹地。
特别是崇祯十六年秋冬季节，大明京畿之地鼠疫流行最为凶猛的这段时间，黄台吉在盛京挂掉了，满鞑子上层忙着争权夺利，也没有入关作战。
当然了，当时的辽东满清国内，之所以没有出现鼠疫流行，也跟鼠疫这种高致死率传染病的特点有关。
鼠疫的潜伏期很短，染上病的人，很快就会发表，然后发高热咳血而死。
这种传播力强、潜伏期短、致死率极高的鼠疫，跟着大明北方流民四处扩散，传得到处都是。
但是明朝末年的那些流民，为了求生，为了活命，几乎都是奔着人烟稠密的，相对富庶的地方跑，并没有往关外跑的习惯。
所以，明末的这场鼠疫大流行，往北，基本上局限在山海关以内，最北，也就是止步于辽西地区了。
等到崇祯十七年春夏之交，满鞑子大军入关南下的时候，大明朝北方的鼠疫大流行，也基本告一段落了。
正是考虑到接下来几年内这场鼠疫大流行的极端凶险，以及辽东半岛独特的地利，杨振最后才不再犹豫，才下定决心，把根据地从松山一带搬迁到辽东半岛南端去。
否则的话，他就算成功地避免了松山官军各部在松锦大决战中覆亡或者受创的命运，他也逃脱不了这场前所未有的鼠疫大流行。
崇祯皇帝是决不会允许他率领大批人马长期云集在辽西地区无所作为的，最多一年之后，崇祯皇帝要么会强令他们北上与满鞑决战，要么会抽调他们到关内剿贼。
这两个事情，都不是杨振在崇祯十四年前后想做的，或者说敢做的。
一方面，对于北上与满鞑决战，他没有准备好，冒然决战，凶多吉少。
另一方面，对于南下入关剿贼，他同样不敢冒然前去，因为去了一样是凶多吉少。
杨振当然不是在担心流贼的战斗力，流贼并没有什么强大的战斗力，他们虽然人多势众，可大多数还是一群乌合之众。
杨振真正担心的，是跟着流贼到处传播的这一场鼠疫。
当然了，这些真实的原因，他只能埋藏在自己的心里。
而对外公开的说法，也只能是渡海东进，收复失地，开镇金海，攻虏腹心。
不是杨振圆滑，实在是现在的关内猪队友太多，一旦陷入其中，好不容易攒下的这点抗虏的本钱，就会全赔在里面。
且说正月初五的这天上午，杨振在内院里与仇碧涵以及两个大丫鬟包好了饺子，让人把张臣、杨占鳌、邓恩、王煅这些老人以及留守协理营务处的几个人全都请了来。
杨振领着仇碧涵，亲自给到场的每个人送上了一包用红纸封好的银子，然后邀他们到二堂西侧宴客厅一起吃了顿饺子，算是补上了年节的礼，把年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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